神片《保全員之死》

從年初的各種影展就想看，就這樣一直排排排，終於在年底的金馬影展看到程偉豪的短片《保全員之死》。

本來是看到一些好評，又發現即將上映的《紅衣小女孩》就是程偉豪拍的，覺得當然一定要看《保全員之死》，再加上程偉豪前一部短片《狙擊手》是如此倍受好評，也如此精準，拍攝執行場面調度和道德拿捏都極精準，使人不得不期待。然而，在我查程偉豪資料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讓我想打自己巴掌的事，在2009年我被金穗獎找去當部落客評審團時，有一部學生電影《搞什麼鬼》是我的年度首選（請看當年的評審發文），當年根本沒記住導演是誰，當然，就是程偉豪。六年過去，很欣慰（謎之音：欣個大頭，你根本都忘記了= =）他已經拍了很好的短片，也將第一部劇情長片拍好推上院線了，而且還是今年台北金馬國際影展的閉幕片。

《保全員之死》以新聞節目開始，報導一棟大樓保全員的墜樓事件，然後記者去採訪死者的保全公司同事，採訪租屋處房東，房東暗示都沒看到過他帶女生回來，只有一位固定的男生一起來，說他的生活是一個謎。接著採訪哥哥、父親，還有鄰居，完全是台灣新聞節目的做法。所有的人看起來就是真有其事，我一度都懷疑是不是我錯過什麼這麼大的社會新聞事件了。接著電視談話節目也開始討論這一起事件，還有找出之前談話節目找死者上節目的片段，因為死者之前當過短暫的法國傭兵，所以被邀請上節目談傭兵生活。談話節目還是沈春華主持的，我真是傻眼了，這這這，我一定錯過了什麼？！但話題漸漸被導成死者的同性戀情感不順，因為他死前曾發訊息問大學時公開出櫃的同學出櫃的感受是怎樣，所以同學覺得他一定是為情所困，因此幫他發起一個彩虹戰士粉絲團來支持他。然後寶傑和西屏也在節目上討論了，還有新聞龍捲風，連法醫高大成都出來講話，還有雞排妹也發表政治議論，最後演變成大遊行支持多元成家法案，以及在凱道集會送他一程。但最後畫面是用了送仲丘的畫面，我終於鬆口氣，這不是我錯過了什麼真實事件，因為導演用這畫面就是偷偷要在此告訴觀眾：「被嚇到了吧？但你應該認得這畫面吧，這是送洪仲丘的白衫軍，所以這一切當然是做出來的劇情片呀。」影片的結尾就真的是劇情片了，影像回到保全員墜樓之前五分鐘的實際狀況，讓人哭笑不得。

短短二十來分鐘的影片放進去了超多社會議題，也保持一個清醒的態度去判斷，但編導的態度卻是詼諧而曖昧的，中間不斷用「畫面取自youtube」等方式來嘲諷媒體，但社會又透過媒體誇張渲染來獲得正義轉型，但爭取正義的最初來源卻是一個誤會，沒有誤會沒有誇張怪力亂神媒體就沒有後來的正義，一切都太荒謬了，但這正是台灣社會現況。

《保全員之死》是一部如此厲害的神片，精準、犀利、以假弄真，編導玩得很高興而觀眾也被玩得很高興，真格虛構更有力量逼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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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員之死》預告

《搞什麼鬼》預告

《狙擊手》全片

《菜鳥》的冷硬派正義，以及朱宥勳小說《暗影》

實在難以理解，為什麼鄭文堂的《菜鳥》只在今年金馬獎入圍了女配角一項，太奇怪太奇怪，看完電影的當下，我還傳訊給朋友說，《刺客聶隱娘》被我卡到第三位去了（窈七何辜呀！但這只是要強調我對《菜鳥》的喜愛。另一個卡下窈七的是《醉・生夢死》），只是同樣運勢不好的，不只在金馬獎，還在電影發行上。我在趕金馬影展的空檔想看第一天上院線的《菜鳥》，在台北西區還找不到合適的場次，只好軸線翻轉飆捷運到信義威秀看片，而且排在最後十六七八那幾廳，就是第二棟比較小的影廳的一半位子的那幾廳。也許是我自己私心所好，或者是對了胃口，但其他兩三位跟我看電影口味絕不相同的朋友在那幾天也都看了，每個人都非常喜愛。這幫我增加了一點信心，應該不是我錯愛，這樣看來是金馬獎錯愛了。

這幾年鄭文堂的電影長片從《經過》、《深海》、《夏天的尾巴》一路看下來（最早的長片《夢幻部落》沒看），其實沒多大喜歡，很有1990後半以來台灣電影的文青症狀。說到文青症狀，就要多講兩句，最早被文青上身的是台灣電影，然後是原本強大的台灣流行音樂，不多久台灣文學也有了，不是說不好，而是當主軸移向文青，只看文青的時候，就失去與其他類型受眾溝通的機會，把某種類型之一當成普遍共識的時候，就很像馬政府持非常狹隘的看法卻自以為是主流共識一般。這些年台灣電影發作過，有抵抗力了，普遍以2008年的《海角七號》當作號角，但也不能誤會整體就是以這種方向切入。回看鄭文堂在2009年的作品《眼淚》，應該不算是《海角七號》影響所及（畢竟拍攝遠在《海角七號》的影響力之前），但卻呈現了跟他之前長片很不一樣的關懷和視野，以及影像敘事功力。鄭文堂是拍攝紀錄片起家的，也許可以把他歸入具有田調能力的創作者，只是之前我看過的劇情片是純然的虛構作品，好像茫茫找不到力道，到了《眼淚》卻非常飽滿有力，充滿關懷，透過田調得來且反芻過的故事，也有深刻的土地味道，影像敘事因此也有了力量。

《眼淚》和《菜鳥》都是警察故事，但當然不是從1980年代就常見的那種正面積極的香港警察故事，這是近乎於美式冷硬派推理的台灣警察故事。冷硬派的故事主要核心是受傷落魄的主角，用盡一點良心去對抗無比龐大的罪惡，這樣的故事類型轉到日本就變成所謂的社會派。但台灣人看了那麼多美國冷硬派和日本社會派作品，卻很難產生反省台灣社會的創作，不是說沒有，但少之又少。大概是台灣人太缺乏反省性，以及正義感，冷硬社會作品得必須反省當下還有標舉正義理想才能夠出現的。所幸，《眼淚》和《菜鳥》是如此深情又深刻地凝視台灣社會，又具有正義理想，才能夠讓《眼淚》中贖罪的老刑警這麼逼人眼淚，《菜鳥》中初出警校的菜鳥警察這麼召喚這個社會失去的正義價值判斷。大概很多人看《菜鳥》都會馬上反射性地揣想如果是自己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我們實在太了解怎麼在台灣社會隨波逐流了，簡直具有維持現狀不碰禁忌不挑戰潛規則的內建SOP，所以看到《菜鳥》中菜鳥的行事，一邊罵他笨，一邊替他捏把冷汗，但有多少人一邊為自己失去的正義感哭泣？

以冷硬派觀點來看，《菜鳥》裡的主角就不是宥勝主演的菜鳥，而是莊凱勛飾演的中鳥，而且莊凱勛也值得扛起主角大任，將一個具有愛心，具有辦案能力，但是更懂得嗅政治風向因而只能以酒精麻醉自己的刑警演得入木三分。因為菜鳥的衝撞而看到當年的自己（他向菜鳥說，會幫你是因為看到你在警校門口燦爛笑容的照片，但沒說出的是，因此我想到當年的自己），以及女友也變成了這種妥協下的犧牲品，所以決定以他的方式幫菜鳥一把，越過那條界線。警察是捉賊的，但悍賊混久了難免以為自己也是賊，那條界線越來越模糊了。警察/賊頭和賊的界線還是得把持清楚，但這一次卻只能越過界線變成賊來遂行警察的正義。這真的太有美國太冷硬派精神了，但電影卻是實實在在的台灣味，我們已經有了這種透過深刻田調而懂得反省當下，卻又肯標舉正義出新的作品與創作者。

也許往後會有更多這樣的作品出來吧，至少除了《菜鳥》，今年春天我就讀到朱宥勳的《暗影》。大多數的評論或反應都將《暗影》其歸類為棒球小說的時候，我怎麼讀卻不覺得這是棒球小說，而是一本實實在在的冷硬派推理。《暗影》裡的兩線主角，很清楚地呈現該被反省的環境代表，以及天真地標舉初心想解決問題的正義代表，這本小說只是以職棒反映台灣社會金權暴力盤據的真實狀況，小說裡面沒有運動競賽的刺激感，也不講棒球行內話，創作者關心的是整體社會結構，面對歪曲的社會，小說充滿著一步步往更黑暗的地方走去的無力感，僅憑著一點點微弱的正義之光，想要看透黑暗的面貌，但卻一步步被黑暗吞噬。或者說，因為最後被吞噬了，這不該稱之為總是會留下一點點正義溫暖的冷硬派作品。也許是如此，《暗影》的結尾寫得那麼曖昧，我自己的設想是作者總是想留點什麼希望，但那樣的希望卻又說服不了自己，因此就以這種飄渺的方式作結。即使飄渺，也總比被全然冷黑吞掉來的有點那麼精神勝利吧。但《暗影》畢竟留下的真誠面對這個社會黑暗面的正義努力，如果沒有這個過程，黑暗是連吞噬都不必吞噬的，沒人在意黑暗，連發現都沒發現。

面對自己是最難的，面對自己社會的集體黑暗更難，因為會讓人覺得無力而選擇維持現狀。但藝術作品不就是在這時候提供給我們僅有一點光亮的提醒嗎？如果願意，請進電影院看《菜鳥》，也買一本《暗影》來閱讀。

虛構作品的力量

柯南・道爾在《最後致意》裡安排夏洛克・福爾摩斯隱居鄉間養蜂，名偵探的退休生活讓人充滿想像，各種繞著福爾摩斯衍生出來的作品，也常提及到他的退休生活。《福爾摩斯先生》（Mr. Holmes）改編自小說《心靈詭計》（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切入點就是九十幾歲的福爾摩斯，把福爾摩斯當作真有其人。當作福爾摩斯真的存在，而柯南・道爾只是出來面對大眾的作者，是很多福爾摩斯迷的認知，這些福爾摩斯迷，稱為the Sherlockian或the Holmesian。今年以《模仿遊戲》獲得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獎的Graham Moore，他的第一本小說《福爾摩斯俱樂部》（The Sherlockian），就是描述這些死忠福爾摩斯迷以福爾摩斯手法探案的故事，他們的探案追究了當年柯南・道爾真正為蘇格蘭場當顧問時發生的類似開膛手傑克的事件。可見除了十本小說之外，百年來不斷衍生各種福爾摩斯相關作品，福爾摩斯真的是文化產業的大型發電機呀。

《福爾摩斯先生》的切入點是很奇特的，在於他退隱三十五年之後，遇到了一個慧黠的年輕心靈，因此讓患了失憶症的大偵探願意去回想當年使得他退休的最後一案，親筆寫成小說讓年輕人閱讀。電影交雜了三段時空的故事，一段是老偵探與少年的際遇，一段是才不久之前大偵探到被戰火摧毀不久的廣島的旅程，以及寫給少年的「最後一案真實故事」。不得不說電影劇本的改編比原著小說清晰有力，把三段故事彼此間的支援充分建立起來。原本小說不知道是刻意還是怎樣，彷彿有失憶症的朦朧感，敘事曖昧，三段間的穿插互補也沒電影劇本靈巧。但說不定小說真的是要捕捉遲暮之年的衰老氛圍，也或者僅僅只是我沒耐性好好仔細閱讀。

夏洛克・福爾摩斯的角色特色，簡單說來，其實有點亞斯伯格症候群。他對於自己喜好的事物（就是與破案有關的）非常投入，不相關的知識完全不懂，最有名的就是在初登場的《暗紅色的研究》裡面，華生醫生非常驚訝地發現福爾摩斯不知道太陽繞著地球轉。福爾摩斯說，知道這個有什麼用處呢？他的知識是非常實用的，所以他強調事實，不需要虛構不需要曖昧不需要象徵。於是詹宏志在他的《偵探研究》裡研究福爾摩斯的知識結構，但又疑惑福爾摩斯會小提琴，也對一些歌劇作品（比如說法國歌劇《新教徒》）知之甚詳。也許就當作是維多利亞時期上流階級的必備嗜好好了，福爾摩斯畢竟還是只重視演繹法及歸納法，實際的事實之外的，他不認為重要。也因此所有福爾摩斯故事中唯二的失敗，都是敗在對手是女性上頭。柯南・道爾的這個設定非常有趣，讓福爾摩斯全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不知女性人權為何物的男性上流階級，也呼應當時研究女性歇斯底里的佛洛伊德，因此當時女性處境由福爾摩斯的探案故事便可以反面描摹出來。

《福爾摩斯先生》電影很清晰地掌握當時女性處境的主題，福爾摩斯引退的主因便在於其僅只透過推理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但無法了解被他調查的女性的心理，雖然解開了謎，卻也扼殺了人命。所以藉著這段故事，搭配著福爾摩斯與暮年時女管家的互動，發展出一段維多利亞時代大男人重新理解二戰後新時代女性地位並求取原諒的故事。而且，翻盤的並不只是性別，還有對於虛構的重視。科學瞭解的只是事實，但人並不只是事實而已，人的心靈不是福爾摩斯那種只看事實條件所能說明的，女性的心靈、孩童的心靈、同性戀的心靈（小說裡有寫但電影省略了）不是那麼簡單的物理事件，一旦忽略，就會如同世界大戰般的慘烈。（這也是為什麼故事背景設在1947年大戰結束不久。有趣的是，偏偏找最複雜心靈及同志代表伊恩・麥克連來演出福爾摩斯的懺悔。）虛構的作用，小說的作用，就在於撫平事實也束手無策的荒涼世界，安慰人心的故事勝於事實解剖刀。

《福爾摩斯先生》電影真的也實踐了撫慰人心的作用，《心靈詭計》小說裡面傷透人心的故事，到了電影裡面有了超脫昇華的結局，雖然有點老梗，但卻實踐虛構撫慰人心的力量。

政治成長電影《刺客聶隱娘》

在坎城參賽獲獎之後，《刺客聶隱娘》就成了文化大事，這部對影迷來說已經聽聞許久的電影，如同當年聽聞許久的《2046》，終於完成，而且不像後者那樣令影迷喟嘆，而是讚嘆，如此等待終是值得。各種電影的討論，都在談侯導怎樣安排細節，如何再現唐代風貌，如何經營節奏，電影裡對白使用的語言，演員表演的情緒如何收斂等等，但這部電影從頭到尾滿滿的政治意涵，在當前的電影票房環境裡面卻被刻意壓抑，像是房間裡面看不見的大象。

這部電影一直叫做《聶隱娘》，唐人傳奇原文也是如此標示，等到在坎城一亮相，聶隱娘前面多了「刺客」兩字。為什麼一定要加上這兩個字，而不「只」用多年來被用的「聶隱娘」三個字？刺客，是有意涵的，記得在坎城剛放映後的採訪裡面，侯導講了一句話，大意約莫是：俠客是為正義服務的，而刺客是為政治服務的，刺客是政治的工具。

這句話根本是整部電影的核心，但後來討論這部電影卻鮮少觸及這個核心，而是繞著外圍打轉，近一點的，談到聶隱娘徘徊在俠客與刺客間的掙扎，或者再拉遠一點談聶隱娘像孤獨的鳳凰（田季安語），或者是嘉誠公主孤鳴的鸞的對映，這些都已經觸及到政治意涵，但又輕輕放過。也許意識型態作品解讀法在當下的環境中不受歡迎，對於跨國票房也有所顧慮，往往一翻兩瞪眼，也很容易招致無腦的「政治歸政治，作品歸作品」的批評，因此盡可能避開。畢竟這部電影裡面這麼多東西可以挖掘，幹嘛要去講這個？可是，《刺客聶隱娘》的意含豐富，正是由於裡面多層次的政治意識核心所發動，即如台灣文化的層層「魅力」，正是由於政治的重層影響，略過不看就搔不到癢處。

《命運・晚餐》

雖然本週有色色的泰迪熊大軍壓境，但希望不要錯過很好看又很值得思考的這部《命運・晚餐》。

這是小說改編的電影，但卻是荷蘭小說，靈感來自西班牙的時事，電影卻是義大利的，非常有趣，也顯示出這是一個跨文化的共通課題。

電影一開始是場街頭糾紛：兩個汽車駕駛因為行車禮儀而起了爭端，其中一位駕駛是警察，當場掏出槍把另一位拿出球棒的駕駛擊斃。但這只是導火線，故事的主線在於一對兄弟兩家人，哥哥是律師，弟弟是醫師，都是高端的師字輩。弟弟醫師是被擊斃駕駛兒子的主治醫師，當時人也在車上的小男孩受到流彈波及，而哥哥律師卻是開槍警察的辯護律師。弟弟醫師對小男孩一家極度同情，對於哥哥律師替開槍的警察辯護深感不滿，覺得哥哥只為錢與名，對正義毫不在意。

本來一開始的情節設定，以及職業的設定，都引導觀眾往這種判斷認定，但後來事情越來越複雜，角色的個性變得不是依靠職業和簡單的幾滴眼淚可以判斷。

兩家人的小孩，一對堂兄妹，參加一場派對後，被監視器拍到對一位街友拳打腳踢，導致街友傷重不治。監視器影像被揭露出來，在電視節目上請大眾協尋。但因為影像模糊，沒有人提供線索，可是小孩的父母親卻認出來了，小孩也不得不承認。這時，本來大家以為悲天憫人的醫生卻一心想掩瞞真相，而被認為為錢為名的律師卻覺得無法袒護小孩，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義大利真的不愧是號稱跟台灣最相近的歐洲國家，連電影反映出來的議題，也確實跟台灣社會脈動接近，關於正義，特別是在沒有他人知道時候的正義，怎麼去判斷跟實行。電影裡面的媽寶或是富二代肇事，也是台灣人的每日生活議題。而且電影拍得峰迴路轉，緊抓住觀眾情感認同與思辯掙扎，要是你，你會怎麼做？

這樣的社會議題作品，在台灣不管是文學或是電影，相對都很缺乏（不是沒有，但比例少），《命運・晚餐》的做法，把外國文本改編成跟當地國情相近的故事，應該是很可行的。台灣又不是中國那樣思考審查，我們的作品平均看來不食煙火，也很無奈，不食煙火的事已經有好萊塢去做了，台灣電影不該再搶入那個紅海了。

B級電影的A級夢想

二十年前（！）提姆・波頓拍了一部黑白電影《愛德・伍德》，表達他對愛德・伍德這位曾被認為拍出史上最爛電影的創作者的熱愛，提姆・波頓也沒辦法否認愛德・伍德的片子真的很爛，可是爛不表示不好看，爛到底是會形成靠片（cult film）體系的，可是這種「靠」情感很難用電影表達，真的得要個人大量看片之後體會（偷偷借用黃崇凱在《黃色小說》裡面講的，A片需要靠大量看片來累積），而且心智沒有被主流體系收編才行。因此提姆・波頓也沒辦法，只好搬出跟愛德・伍德同時代被認為最偉大的電影創作者奧森・威爾斯，讓這兩位被影評認為天與地間差距的電影人，在一間酒吧碰面，而奧森・威爾斯還表達了對愛德・伍德支持之意，用來表示提姆・波頓對於愛德・伍德的喜愛。

但《電影狂人夢》（The Go-Go Boys）裡面的主角Gogo Boys兩兄弟，從以色列來的一對堂兄弟製片人，就完全不鳥這種還得搬出大導演來幫襯的做法。《電影狂人夢》的兩位主角是以色列的電影導演和被他拉來當製片人控制預算的堂弟搭擋Menahem Golan和Yoram Globus，他們兩人在以色列便拍了很多賣座電影，之後懷著美國夢前進好萊塢，在1980年代的好萊塢闖出一片天，創立加農砲影業（Cannon Films），拍出一連串大賣座但影片卻大批評的剝削電影，大手筆拍片量傲視好萊塢，每年前進坎城影展大規模造勢，甚至被戲稱為加農砲影展。

不過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加農砲影業了吧，這個就是拍這部紀錄片影去的地方，怎麼起高樓怎麼樓塌了，甚至我也沒印象這家電影公司，一九八〇我看超少電影的，恐怕那時我連派拉蒙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這家電影公司？可是我卻看過他們的電影，史特龍主演的比腕力電影《超越巔峰》（Over the Top），還有一堆羅禮士、尚克勞・范達美的電影（我只知其名但沒看過），以及最終壓垮加農砲的「巨作」：《超人第四集》。

整部紀錄片因為主角的特質，就是一種詼諧亂拍片卻打中大眾口味的好笑但小感傷基調，你可以很佩服哥哥導演對於電影的熱血熱愛，雖然其口味其美感可能不是你會喜歡的，但他對於電影的執著，還是讓人敬佩（但千萬不要當我同事）。特別是他在被批評都拍爛片（卻賣錢）的情況下，為了扳回一城，跑去跟高達簽約拍片，以找波蘭斯基拍片，也拍出，但終究還是花費過鉅（不是找這些藝術大導拍片花費過鉅，是商業片），還想併購EMI，導致加農砲影業下台一鞠躬。

這段暴起暴落的好萊塢美國夢，同時也展現出八〇年代好萊塢的風潮，那時還沒有電腦特效，好萊塢靠著各種現今看來落伍的動作電影到處賣座（裡面還提到台灣片商要買加農砲影業的羅禮士電影，必須先買他們的高達電影），這對以色列堂兄弟檔，真的彷彿現在的傑瑞・布洛克海默和麥可・貝，只是勾勾兄弟拍的大都是B級片，甚至是C級片。

而歷史往往是由這些不是A級而是B或C級產物累積起來的，甚至F咖也可以參選總統呀。

《麻醉風暴》中的機器神

《麻醉風暴》六集連續劇，劇情張力十足，醫療現場的細節具醫師們說也是具說服力（結果是私人診所精神科醫師不夠力），而且明快有力也觸及到台灣當下醫療死結現狀。我一直對於最後一集最後二十分鐘的結尾戲深感興趣，一直在思索這裡的安排是好是壞。

我自己私心覺得，整個故事的謎底其實在最後二十分鐘之前都揭曉了，所有的事情都被知道了，但是觀眾的心無法被安撫。有時候我們就是會遇到這樣的故事，本來以為的懸疑都被解釋了，像是亞瑟・柯南・道爾《血字的研究》那樣，謀殺者被揭穿了，謀殺者的動機也來龍去脈被交待了，可是還不夠呀。《血字的研究》裡面群盡畢生為了報復壞人的復仇者在法律上是謀殺者，而被殺害的受害者其實才是大魔魁，這怎麼辦？《麻醉風暴》同樣面對這樣的問題，這時候面對的不是情節上的難題，不適合理性的難題，而是情感上的難題。讀者、觀眾對於這樣的安排會感到鬱悶，因此需要有出口。《血字的研究》用的方法是一開始就埋下伏筆，讓復仇者有心血管疾病，於是即使被逮捕，但在審判前就先被上帝帶回去了，只有上帝能審判他，免得被人審判的下場。而《麻醉風暴》就用了一場類似機器神的山區小巴士車禍來解決。

「機器神」（deus ex machina）是亞里斯多德《詩學》第十五章裡面提出來，希望創作者避免使用在作品裡的。《詩學》討論的是古希臘時代文學作品的美學判準，以詩統稱，因其皆為韻文形式，但現在我們會將其成為戲劇還有史詩。《詩學》大部份的篇幅用以討論戲劇，尤其是悲劇，講到機械神的部分是亞里斯多德覺得情節的推動要根據情節自身起承轉合的發展，如果沒法解決卻要靠舞台上的機器來處理，那就不好了。而什麼是舞台上的機器？指的是古希臘劇場舞台表演的慣例，會利用機器來呈現神明出現，從天而降或者從什麼常人無法做到的方式現身，依靠著舞台機械的輔助。因此，這就稱做機器神，或機器送神。後來衍伸為各種突如其來的外力介入情節。

因為亞里斯多德的貶抑，所以機器神往往被當作情節轉折上的低劣手法，認為是創作者偷懶或者無能力發展出更好的技巧，而讓神明這樣出來多加干預。當然，古希臘的悲劇都是創作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因此哪邊有什麼神力干預，大家都會知道，不是劇作家妄加的。所以亞里斯多德指的是，即使有這種神力突然觸及的狀況，好的創作者也得巧妙安排讓其呈現不像是突如其來的橫加扭轉。

《來自新世界》，來自死星的《我的奮鬥》

如果到台北市立圖書館去借貴志祐介的小說《來自新世界》，得要排預約，大概得等三個月以上才借得到，而且借期只有一般期限的一半，只能借兩個禮拜。館員說，因為是熱門書籍的緣故，只要預約者超過一百位就是熱門書籍。大概我後知後覺，莫非貴志祐介在台灣一直都這麼熱門？先前的《惡之教典》好像沒這麼風行，十年前拍成電影的《青之炎》好像也因為有傑尼斯成員參與演出而大受注目，但好像也沒像《來自新世界》受大眾歡迎到這種程度。因此我能想像的，大概是這本小說在日本於2008年出版，也改編成漫畫和動畫過，這可能對於以動漫了解世界的另一群讀者有深厚的吸引力，因而來買平常比較少看的小說。（這批讀者多有力，光看每年害台北書展拚場的動漫展就知道。）

每每會因為書籍暢銷而很想知道為什麼的我，這下也只好來看《來自新世界》，想知道是怎樣吸引人。台灣版小說的封底介紹，很複雜地介紹了故事裡創造出來的千年後時空背景，感覺很硬調科幻，但閱讀小說內容，感覺卻是兩回事。這是一個第一人稱回顧的少年調性的冒險小說（以主角的年齡來區分，第一段是十二歲，第二段是十四歲，第三段則是二十六歲），因此不時在小說裡出現受到角色視野限制的疑點。小說家一方面使用這種限制而成的疑點創造懸疑性，但有時卻也顯得不了了之，沒好好將所有線索收束起來。雖則在這故事裡面，未成年人備受成年人監視，用各種手段查看小孩子的舉動及思想，甚至改變小孩子的記憶，以便隱瞞成人暗中剔除「瑕疵」孩童的做法。

為什麼要監視未成年人？因為小說背景的設定是在未來人類突然有人有超能力了（小說中稱為咒力），然後引起人類社會的恐慌，到最後有咒力者控制了世界，無咒力的做奴隸，但等到主角登場，他們見到的人類已經都是有咒力的了，以前的無咒力者已經不知所蹤。而人類不是一出生就有咒力，必須等到青春期到來，才會突然有徵兆產生咒力，還沒有咒力的就仍然念小學，出現咒力就會立刻畢業進入全人班就讀。但這些事情小孩子被告知的不多。因此他們對於何時要畢業感到惶恐與無奈。

而一旦產生咒力之後，大人們便開始增加對小孩的監視，因為運用咒力雖然有高下、熟練與不熟練的區別，但有咒力的人其可迸發的破壞力就像一顆核彈一般，只要一個人出錯，他們生存的世界可能就會毀了。因此人類透過咒力自行進行基因控管，使得代代遺傳下來的基因具有對人類使用咒力的抑制和愧死機制。也就是說，人類有咒力可以透過想像力發揮很大的作用（這和綠燈俠的能力想像很類似），但偏偏無法對同胞人類下殺手。但只是抑制無法下手還不夠，愧死機制是如果有人類殺死了另一個人類，當他意識到這件事時，腦內預設的精神機制便會啟動，體內便會結合出毒素毒死自身，因此是愧死。這種愧死的設定非常具有日本風味，完全是日本社會強力精神約束的實質轉化。連同成年人為對成年人的監控，以及對於有問題小孩的淨化，幾乎是日本嚴密監視與排外社會的極端版本，像是加入了納粹種族淨化的味道。

人類世界最深奧的密碼

2013年英國女王公佈特赦數學家艾倫・圖靈，而圖靈背負的是在英國早已不是罪行的罪名，甚至可以當作冤罪處理。社會皆已不認為圖靈犯行，但實質法律程序卻要拖延這麼久，經過許多人力挺才成真。站出來幫忙圖靈說話的有許多科學家，其中包括舉世知名的劍橋學者史蒂芬・霍金。實在有是命運造化，今年度角逐奧斯卡獎項的英國電影，就是關於艾倫・圖靈和史蒂芬・霍金生平的影片，而飾演兩大科學家的男演員班奈狄克・康柏拜區與艾迪・瑞德曼，則是一秉英國演員堅強的演出實力，難分軒輊。

最終的頒獎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艾迪・瑞德曼簡直是霍金的化身，甚至霍金本人還說看電影時一度以為自己參與了演出。與仍在世的霍金對比，艾迪・瑞德曼的表演出神入化，而且把患有漸凍症、表達困難的科學家表現得被大家感受到且感動，艾迪・瑞德曼真的了不起。但班奈狄克・康柏拜區演出的圖靈呢？對比圖靈的相片和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在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中的扮相，無法說是如同艾迪・瑞德曼扮演霍金那樣簡直是翻模，但又有誰能說班奈狄克・康柏拜區在電影中化身的圖靈不像呢？更何況，不像霍金那般至今受世人景仰，班奈狄克・康柏拜區的演出使圖靈跨越科學專業領域，使對他的推崇延伸到學界外的眾人眼中，班奈狄克・康柏拜區的「塑像」功力，使傳主活靈活現，穿越圖靈被誤解被貶抑的歷史來到現世以受到應有的公平對待。

《模仿遊戲》的核心，乃是電影裡面講了三次的那句對白「有時候，世人毫不在意的那個人，才能成就世人無法想像的大事。」（Sometimes it is the people who no one imagines anything of who do the things that no one can imagine.）這句話是圖靈學生時代摯友克里斯多夫鼓勵他時所說的，之後圖靈又拿這句話來勉勵瓊・克拉克，到最後瓊・克拉克又講出來試圖鼓舞被審判的圖靈。第一次講的時候是朋友間的鼓勵，第二次講則試圖靈對自己、對克拉克、對解碼團隊的期許，也是對因為性別而在事業上備受壓抑的克拉克打氣；但第三次講，對比圖靈真的被世人遺棄的景況，對比他不忍離開重新打造的「克里斯多夫」、不忍離開他的人工智慧研究而接受的藥物去勢的懲罰，而且克拉克講這句話之前，還細數了因圖靈的貢獻而拯救的世人，是以這句話在我心裡怎麼樣都立刻聯想到為人類背負卻被人類送上十字架的基督。

別讓「討論是不是氾濫的言論自由」掩蓋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危機

前兩天一篇臉書上閱讀到@Hao Chuang發文讓我有棒喝之感，該文提到「言論自由的主張，是用來對抗國家和極權的。屠殺案發生前後，法國人的言論自由一點都沒有被影響。除非你承認『法國人會因為屠殺威脅而噤聲』，否則屠殺案並不能當作伊斯蘭社會箝制或損害法國社會的言論自由的工具。」（http://goo.gl/Gn2nG6）從這次《查理週刊》的事件，或者往前看到去年底台灣九合一大選期間的爭議，包括方文山和說不要叫他祭止兀的蔡正元，都針對外界對於其言行的評論，認為對其批評是不合言論自由精神的。不同的事件都「被認為」和言論自由有關，但這真的相關嗎？

先談談那種「遇到別人抨擊你的言論，便指稱對方得尊重其言論自由」的發言。這種發言很可笑，因為沒有人規定他不能發言，或者剝奪他的言論自由，也沒人有這種權力，也沒當權者或國家機器做這件事。頂多只是當事人耍傲嬌，不想要跟人家論理，不敢回應討論、批評而已，便以自己有言論自由當作不堪一擊的回覆。這種只能自己說卻不准別人反應的心態，跟言論自由扯得上什麼關係呀？@朱家安的文章〈言論自由沒有禁止別人批評你〉（http://goo.gl/UES1Je）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那言論自由是什麼？回到Hao Chuang 的提醒，言論自由是放在對應於國家控制上的。為什麼言論自由載於憲法裡面？因為憲法是規定國家能夠行使的權力範圍，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憲法是人民賦予國家權力的基本契約，人民把權利讓與國家機器來執行，裡面要載明哪些是國家如何也不能觸動的人民的基本權利。中華民國憲法總綱裡面載明了關於人身、言論、出版、居住、遷徙、表現、祕密通訊、信仰、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是不能被剝奪的，即使人民讓渡了被統治的權力給國家（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力單位），但這幾項的基本自由人權是不能被干預的。

因此，談到「言論自由」，必定要連結的是有具有法定力量來限制個人的言論自由，而這種力量在現代法治社會裡面必定是國家、統治者。而其他個人、單位、團體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力量來限制（主要是透過審查機制）另一個人、單位、團體的言論，其他個人單位因並不互相轄屬，所以提他人影響其言論自由是不妥的。即使有人、團體試圖做，也會被其他法律禁止或制裁，但國家可以來限制而不受制裁，因此國家是唯一可能傷害言論自由的單位。

責任不是在我的弱化社會

幾年前去找當時仍在愛丁堡求學的同學玩時，同學幫我們一起報名了趟為期四天的小旅行團。整團不過十來人，都是年輕人，背包客，旅行社出一輛小巴，兩個人，也都是年輕人，輪流開車和當沿途解說人，帶大家逛蘇格蘭各地的野外遺址和景點。那四天的經驗讓我很傻眼，真的是去各種荒郊野外，有古戰場（想像一下《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裏的那種或草原或泥濘的戰場），有歷史遺跡，配著旅行社人員的濃厚蘇格蘭腔，我好難得聽懂一句話，也很難知曉這是哪段歷史的什麼事情發生地，更常常不知道我們去哪裡要幹什麼。更妙的是，整趟旅程是下榻各地的青年旅館，早餐吃青年旅館提供的，午餐自理，晚餐則是用我們繳的公費在超市採買食材後，大家一起借用青年旅館的餐廳把晚餐做好大家一起吃。那次的經驗非常深刻，因為我不敢幫忙買菜做菜——不然鐵定做成各種需要配飯的中式餐點（「這個做成三杯好了」、「這個應該爆炒」⋯⋯），但人家根本不來這套的——所以就只好多做洗碗清理之類的事。旅程中讓我驚訝的事很多，意識到原來之間的文化差異如此大，但有一件事「很特別」，讓我察覺到某種文化性格差異的決定性因素。

那次是到了某個古戰場或是自然景點，當時事蘇格蘭的夏天，天氣大概就像台北有降雨鋒面來的冬天，飄著一時濕不了但在外站著二十分鐘頭髮還是會濕掉的毛毛雨，攝氏十五度左右的風吹著，我們被鼓勵跟著旅行社兩個大男生下車走走，一直走，走，然後我們就在山丘裡走著沒有任何人工設施的濕泥路拐上彎下。另一次也差不多，但卻是在一塊平原上的突出岩石上，大概有三、四層樓高，大岩石塊有一道前人走出的隱約小徑，但很窄，加上下雨當然是濕滑的，鐵定也是沒有任何人工設施，但我們也被這樣帶著慢慢走上去又爬下來。我有點擔心——但我平常連走在地上濕滑的士林夜市都會擔心我會不會不小心滑倒撞上炸臭豆腐的油鍋——但還是跟著走了上去，又安全地下來。下來後我跟同學說，蘇格蘭人厲害，這要是在台灣早被投訴到死。

我一直記得這印象，放在心底。到了前兩個月，我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出差，某天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空檔到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參觀。這個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所在地位在海港邊，那天天氣也是陰冷飄雨，氣溫只有攝氏五度，我們在外頭一會兒很快就覺得要凍僵了，在港邊找地方拍照趕緊走。我突然發現，這個許多遊客會來的景點，臨海就是一道台階而已，沒有什麼護欄、堤防、堆垛，遊客就在石砌台階邊緣拍照，我甚至踏下一階台階離海水甚近來拍照。岸邊沒有什麼禁止戲水標示，沒有圍阻設施，沒有巡邏人員。以台灣的觀念來看實在太離奇，但以自然標準來說這一點也不奇怪，這是一個岩岸海港，水必然深，天氣冷水又深跳下去當然危險，但大家都知道危險界線在哪裡，幹嘛還要有標示寫說這很危險，難道要這麼鄙視自己國人的智商？

但這種狀況如果發生在台灣，一切一定不一樣。想到這，我突然懂了，連同幾年前去蘇格蘭的經驗我也懂了。不是人家馬虎，是人家讓你自己負責，你得自己思考要不要做某件事，然後為自己的言行舉止負上全部的責任。這地方你能不能走、可不可以靠近、要不要接觸，都尊重你是個獨立個體的判斷，任何後果當然是責任自負。不要把自己的智障或不小心給怪罪到別人身上，當然也不會有人這樣怪罪，更何況讓天下人知道自己智障可能更有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