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公平裡邁向更好的世界

很多年前我陪一位作者到電視台訪談錄影，錄完我推著坐輪椅的作者出電視台要搭復康巴士（我到那時才注意到有復康巴士的存在），出電視台下無障礙斜坡時，我倒過來推，慢慢下斜坡。作者非常驚訝，問我怎麼知道要倒過來走？我說，你忘了我老闆是誰嗎？作者笑了。

我是來到這家公司上班，才開始注意到無障礙空間這件事，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從無障礙的角度看卻是處處障礙。員工對老闆總是愛恨交織難以釐清，因為權力的關係，所以常常避而遠之。但有件事我很感謝我老闆，透過他在別人看來不方便的身體，教了我很多事。我開始注意到除了國家劇院和新舞台，其他劇場的無障礙空間不是缺乏就是很爛，電影院除了新光影城，其他的無障礙空間完全是污辱人，不是最後一排就是第一排，看電影坐第一排最邊邊是能幹嘛？還要祈禱攝影師不是很飛炫愛手持攝影。

每個人生活裡的羞恥記憶應該都不少，但我有一則應該可以排在前三大的，就跟我老闆有關。某次辦活動，找場地時我完全忘了考慮無障礙空間，到了活動當天把老闆接來才赫然發現，當時老闆只看了我一眼，嘆一口氣，沒說一句話，就從輪椅上爬下來，用雙手在狹窄的樓梯上一階一階將身體往地下室的活動場地移去，活動完又同樣以雙手撐著身子一階一階爬回一樓。對這件事他都沒說什麼，但我卻感到羞恥無比。

以前接受採訪時也常有人問他，如何克服身體不方便的影響。他的回答通常是，肢體障礙的狀態是相對的，方不方便是相對的，如果今天你跟麥可・喬丹比籃球，你一定覺得自己有肢體障礙。因此方不方便沒有絕對的標準，而是看怎麼去比較，看環境可以怎麼配合。如果有充分的無障礙環境，人就不會因為身體狀況的落差而有太大的方便或不方便的區別，以及因不方便而帶來的資源落差。

所以當看到公車司機會下車把後門的無障礙斜坡拉出來，讓坐輪椅的乘客安穩下車時，我們會感到安心，覺得這是應該的，是朝向美好社會目標的。捷運的站務人員將視障朋友送上捷運，以無線電通報在第幾車廂，預計幾分鐘後到某站，抵達站就有站務人員在車廂門口迎接，領視障朋友上到刷卡票口，票口外又有另外的工作人員接手引導送出車站。我們每次看到也每次覺得窩心，因為我們心裡面知道，這些都是在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使資源不夠的人有基本的生活權利。身體不方便、手頭不方便、家庭狀況不方便的人，在從物質到精神上種種皆無障礙的社會裡，可以有基本生活上的方便與平等。

有時候推老闆走過街口，遇到乘坐輪椅賣口香糖賣筆的身障朋友，老闆都會停下來跟他們聊一兩句買個東西，這時候我都在想，為什麼他們只能出來在街頭賣東西，但眼前這個人就可以當我老闆。我感受到的並不只是能力的差別，更多的是境遇、是機運。剛好有那個機運，遇到不在意身體狀況而重視能力的僱主，人就有機會發揮長才，而不是看到拄拐杖就把你刷掉，即使你的工作都是坐著進行。既是境遇既是機運，就是隨機，就不會是公平的，就跟有人會出生在三代公務員之家住仁愛路集合住宅是一樣的道理，你沒辦法去要求生來的機運。而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就是要將這種隨機性任意性降到最低，讓社會裡的每個成員至少都有最基本的公平起點。人可以憑天賦、憑家財去發展、去揮霍，但最基礎的機會公平是要讓天賦低、家產少的人也能夠發揮自己，不會因為大小強弱的差距，就變成無用之人、變成社會的負擔、變成自怨自艾的人。

這種公平正義社會理念，除了是人類文明發展出來的信念之外，也是最功利有效的做法。使得人人機會平等盡可能有充分發揮每個人能力的社會，表面上看起來得花費許多，但好處是要修補彌補的就少，要解決因不公不義引起的動盪就少，要安撫人心的狀況就少。這是合理的，就像要嘛花時間運動練身體，不然就是以後花錢看醫生。建構起安全合理公義社會，使資源能夠最公平有效分配，帶來的是無需過分操心的社會。不講公平正義而只讓大者強者肆意兼併，卻美名是自由競爭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做什麼事都得萬分操心，擔心這擔心那，卻不是擔心不夠提升，而是擔心隨時被他人吃掉你，而政府也會被要求出來彌補不公不義的事件，但利益卻被行不公不義者奪走，政府又從小老百姓非權貴者的皮包裡擠出錢來善後。

以上兩種社會模式，是台灣不能不考慮的。我們已經錯過太多機會，但現在上天又給我們一個改變的機會時，卻看到還是有人出來恥言追求公平正義是懼怕競爭，批評不求巨利只希望實現自己理想、追求公平交易模式的人是不夠了解市場爭逐法則。如果說這些話的是壟斷權力者和跨國巨賈，那也就算了，終究利之所在為己辯駁，利益的判斷超越了公義的思考。但偏偏不是，講話的是跟你我一樣靠著微薄的薪水以及制度下的公平機會生存下來的人，那為什麼對公平的社會這樣充滿嘲諷與鄙夷呢？除了看不清自己，甚至說得更難聽，是為了阿諛權貴者之外，還有什麼理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