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能幹嘛，詩也不能幹嘛，但應該可以改變人生

晚上暴雨，在家看片，很想看動作爽片，但我收藏的片子都很沈重，最有動作的片大概就《臥虎藏龍》了。不過今天當然不想看李安，翻來揀去，拿到了彼得・威爾的《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 1990）。

這部1990年的電影，我從高中看，大學看，研究所時也看，在今天看之前，應該有十年沒看了，前陣子在iTunes上到有這部片，我都忘了我有DVD，今天很高興翻出來看。

24年來可以讓我這樣一直看，每次看都備受感動的電影實在不多。這部電影大概也是我小時候的啟蒙片，但以前我對啟蒙片的定義是「教會我看電影的電影」，所以我總把我的啟蒙片列為路易・馬盧的《童年再見》（Au revoir, les enfants, 1987），以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他們教會我電影是怎麼一回事，更進階的電影啟蒙則是齊士勞斯基的《藍色情挑》（Bleu, 1993）（去年20週年，《白色情謎》、《紅色情深》今年20週年，都沒人要理會這件事嗎？），大師教我怎麼去感受電影、理解電影，電影可以如何被不斷被解析與感受。

彼得・威爾這位澳洲出身的導演，很少被當作大師，但他的幾部電影卻是我的愛片，《春風化雨》、《楚門秀》（The Truman Show, 1998）、《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 1986）、《怒海爭鋒：極地征伐》（Master and Commander: The Far Side of the World, 2003），但也廣受好評的《證人》（Witness, 1985）和《綠卡》（Green Card, 1990）我卻沒看過，很殘念，也許總統府有後者。《楚門秀》我看的次數比《春風化雨》多很多，但看《楚門秀》時，腦子裡的想法是辯證的，但看《春風化雨》時，除了辯證之外，情感是鼓盪的、是流瀉出來的。

高中時看，片中提及的詩人根本沒知道半個，念大學時，大概掌握一二，後來越來越能知道裡面提的事情，越來越能感受。但從第一次看，我就很懷疑，這樣的學校，是在美國？這是對於美國的無知造成的，但這樣的校園規訓，更似我念書時代的台灣，而至今好像也沒變過，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被這樣束縛，被這樣「我是為你好，以後就知道」的教條給綁住、給驅策，被學生要純潔、被學生不該自由思考給囚禁，如果學生怎麼思考了，絕對是有人煽動有人利用。

怎麼能夠想像，看過這樣一部作品的社會，沒有辦法反省？
當然，這也可以想像的，從來沒有這麼簡單一部作品就可以改變社會。只是當你深深被電影裡面所談的擊中，怎麼還能隔天若無其事地不當一回事？

毒害年輕孩子心靈的，永遠不是解放他們的人，永遠不是把用求面積方式評論詩的陳腔濫調八股文章撕掉而看見詩本質的人。毒害孩子心靈的，就是怕他們真正體會詩、了解詩、愛上詩的人，因為那樣孩子就自由了，不受掌控了，不能把孩子當作用來求取業績的棋子。

所以解放者必須被標上汙名，必須被驅逐，必須當作代罪羔羊。找一個替死鬼之後，一切好像就沒事了，問題不再是問題，因為那是個人的，壞的個人已被驅除。

即使24年後一再看，感慨不會比當年少，只是從當年伊森・霍克的高中生角度，變成了羅賓・威廉斯的老師角度，感慨越來越多，社會似乎還在原地踏步。

電影能幹嘛？
電影不能幹嘛，就像詩也不能幹嘛，小說也不能幹嘛。
藝術只能讓你看見自己，但看見自己是沒辦法讓你幹嘛的，大概只能讓你不要幹嘛，不要去做不必思考人人都在做的事。

除非，它讓我們每一個人有勇氣衝破日常的規訓，敢於看見自己，很多個人看見自己，那可能就有可能可以幹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