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公平裡邁向更好的世界

很多年前我陪一位作者到電視台訪談錄影，錄完我推著坐輪椅的作者出電視台要搭復康巴士（我到那時才注意到有復康巴士的存在），出電視台下無障礙斜坡時，我倒過來推，慢慢下斜坡。作者非常驚訝，問我怎麼知道要倒過來走？我說，你忘了我老闆是誰嗎？作者笑了。

我是來到這家公司上班，才開始注意到無障礙空間這件事，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從無障礙的角度看卻是處處障礙。員工對老闆總是愛恨交織難以釐清，因為權力的關係，所以常常避而遠之。但有件事我很感謝我老闆，透過他在別人看來不方便的身體，教了我很多事。我開始注意到除了國家劇院和新舞台，其他劇場的無障礙空間不是缺乏就是很爛，電影院除了新光影城，其他的無障礙空間完全是污辱人，不是最後一排就是第一排，看電影坐第一排最邊邊是能幹嘛？還要祈禱攝影師不是很飛炫愛手持攝影。

每個人生活裡的羞恥記憶應該都不少，但我有一則應該可以排在前三大的，就跟我老闆有關。某次辦活動，找場地時我完全忘了考慮無障礙空間，到了活動當天把老闆接來才赫然發現，當時老闆只看了我一眼，嘆一口氣，沒說一句話，就從輪椅上爬下來，用雙手在狹窄的樓梯上一階一階將身體往地下室的活動場地移去，活動完又同樣以雙手撐著身子一階一階爬回一樓。對這件事他都沒說什麼，但我卻感到羞恥無比。

以前接受採訪時也常有人問他，如何克服身體不方便的影響。他的回答通常是，肢體障礙的狀態是相對的，方不方便是相對的，如果今天你跟麥可・喬丹比籃球，你一定覺得自己有肢體障礙。因此方不方便沒有絕對的標準，而是看怎麼去比較，看環境可以怎麼配合。如果有充分的無障礙環境，人就不會因為身體狀況的落差而有太大的方便或不方便的區別，以及因不方便而帶來的資源落差。

所以當看到公車司機會下車把後門的無障礙斜坡拉出來，讓坐輪椅的乘客安穩下車時，我們會感到安心，覺得這是應該的，是朝向美好社會目標的。捷運的站務人員將視障朋友送上捷運，以無線電通報在第幾車廂，預計幾分鐘後到某站，抵達站就有站務人員在車廂門口迎接，領視障朋友上到刷卡票口，票口外又有另外的工作人員接手引導送出車站。我們每次看到也每次覺得窩心，因為我們心裡面知道，這些都是在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使資源不夠的人有基本的生活權利。身體不方便、手頭不方便、家庭狀況不方便的人，在從物質到精神上種種皆無障礙的社會裡，可以有基本生活上的方便與平等。

我的反死刑思路

相對於反服貿、廢核、婚姻平權等議題，我的朋友裡支持的多，但反對死刑的少，少很多。
我一直（嚴格說來是199X年看了奇士勞斯基《殺人影片》之後）是支持廢除死刑的，這主張的支持者稀有到比講我支持白色撒小聯盟更令人覺得無望。即使無望，是對的理想，相信自己的推論，而且是很多年來一再自我質疑與辯證後的推論，還是不能絕望。因此我不只支持，我也捐款。我不有錢，但我還是捐款，這幾乎是沒什麼行動力的我可以做的事。因此，以下是我大致的自我辯證過程。


對死刑認知的逆轉，原因有很多，是後來慢慢想的，最開始的莫名衝擊，是由《殺人影片》引發的。在看這部電影之前，我是贊成死刑，毫不懷疑，甚至連那時剛啟動沒幾年的蘇建和救援案我都不予理會。看了《殺人影片》之後，我的想法大逆轉，也開始慢慢從蘇案援救去了解這個議題。

《殺人影片》的厲害在於，對於加害者、被害者都毫不同情，讓觀眾看到一個可鄙但罪不該死的被害者，以及一個原因不明隨機殺人的冷血加害者，前半段被害者很殘忍地被殺掉，後半段是加害者的審判及行刑過程。影片的敘事不加立場（但整部片當然有導演的立場），頂多只在後半以一個年輕律師的心聲代表齊士勞斯基的觀點。導演直接把惡人殺人，及國家眾人殺人這兩個過程對比給你看。通常我們在生活中只會接觸到前者，透過媒體不斷渲染兇手如何兇很恐怖魔性反社會冷血殺人，但另一樁國家殺人卻無從得知。在這種不平衡訊息的散佈之下，很難得到全面而公平的判斷，齊士勞斯基看透這點，而以影片前半後半對比的方式來處理。

這種做法便像是當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兼節目主持人Edward R.Murrow的策略，他將麥卡錫參議員在國會聽證操弄白色恐怖的咄咄逼人影片放上節目，沒多加批判，只讓事實呈現，說服力就出現。本來因為恐懼而支持麥卡錫作為的民眾，在影片播出後一夜之間改變態度。原因就在於，之前民眾只片面聽麥卡錫說那些人疑為共產黨同路人有多恐怖，但實際看到才發覺麥卡錫更恐怖。

當我們接受到的資訊，只有一半，實際上大都連一半不到，甚至是被操弄，或刻意被錯誤對立，這教人如何準確判斷。

別讓邪惡試探你

我是從感情經驗了解，人是經不起考驗的，千萬千萬不要試探人，不要試探情人，不要試探朋友，不要試探自己。

人，沒有那麼堅強，沒有那麼有意志力。大部份人之所以能完好地活著，只是因為運氣好，沒有遇到災厄，沒有碰到環境的試探，沒有碰到他人對你的試探。

莊周試妻的故事非常無良，轉一下角度可以知道，這故事的受試者其實不是莊妻，而是莊周。莊周懷疑妻子會對他不忠而以假死試探，但如此便是莊周對妻子不忠在先了。這故事之所以會被當作理所當然，是因為儒家文化將妻子當作丈夫的財產，即使莊周不是儒家，但這故事被儒家信奉者說演，當做家父長權力的表彰。

我們要慶幸，沒遇到對你能行使權力的人來施加試探。但我們聽過太多這樣的故事，也往往附和權力者去讚揚通過試探的人，而沒幫被試探者來著想，而「被試探者」這個位置其實才是我們會碰到的。
我們太不質疑權力者，太過把自己放在跟他們等同的位置，因此支持他們無良的作為，卻看不見自己其實是弱勢的、是將會被試探、是會被操弄的對象。

人是脆弱的，通得過試探不一定是堅強，往往可能只是運氣好。人是脆弱的，所以不要以為通過試探才是真金不怕火煉，而應該要問，為何需要被火煉？

人是脆弱的，所以需要好好保護，不要使人、人心暴露在危險下而毀壞。也該看穿試煉常常被包裝為「挑戰」、「奮鬥」等說辭，要試著去分清楚，要保護自己的脆弱，隔離邪惡試探的環境。

這和看到正在傷害別人的人要避開是一樣的道理，除非你有足夠的能力和器具可以制止，否則要趕緊避開請求支援。

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懂，但卻有很多人不惜一直把自己丟入這種試探的環境裡，比如說口口聲聲說著「殺掉他」、「好該死」、「把他凌遲」、「讓他變人彘」，就是把自己推入邪惡的試探裡。在這些話語裡面，我看不出說話者/書寫者和說出「有一天要幹一件大事」的人的差別，同樣都是邪惡在試探著人心。

當一個人說出「把他凌遲」的時候，他誤以為自己是有權力者，我很有理由懷疑他心思錯亂了，無法判斷是非，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
當一個人說出「讓他變人彘」的時候，我看到他渴望血淋淋的場面，渴望斷人四肢挖其眼耳，我很有理由把說這話的人當做危險人物。
當一個人說出「殺掉他」的時候，應該是比「邪惡的日常庸俗」的納粹屠殺者有更明確地屠殺意念，更應該被當作潛在的恐怖份子。


真的真的，不要試探別人，也不要讓邪惡有機會試探你。

好萊塢《哥吉拉》不反核

2014年好萊塢版本的《哥吉拉》劇情在後半部終於開始出現怪獸對決，美軍為了殲滅怪獸，出動了核子彈，以火車運送。電影裡的男主角是美軍的拆彈小組軍官，就自告奮勇加入在鐵路邊看到的軍隊，然後還主導將核子彈頭的引爆裝置由數位電子遙控改為類比的時鐘倒數裝置，以防怪獸穆透發出的電磁脈衝（EMP）影響到核武攻擊。

至於為什麼上古怪獸為什麼會發出電磁脈衝？難道上古時代的怪獸間也都用電子設備，所以他們演化出這樣的攻擊方式？連《環太平洋》裡的怪獸也會EMP攻擊，感覺好像是怪獸的基本配備呀！好，先不管這個怪獸的神秘攻擊，就當牠們是練武奇才好了，都學會這種人類從核爆裡發現的衝擊波。但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跟我看好萊塢電影學到的很不一樣，我從《赤色風暴》、《恐懼的總和》、《特務間諜》（Salt）、《白宮末日》等片學到的知識是，美軍發射核武一定要經過總統授權，而總統決定要發射核武，旁邊還得同時有多名官員在側，核對核武發射密碼，還要驗指紋、掃瞳孔確定是總統本人，然後才能撼國防部準備就緒，之後還要跟國務卿還是參謀總長一人拿一把鑰匙同時轉動，才能開啟核武啟動程序。過程超複雜超多後悔空間的，為的就是啟動核武事關重大，是毀滅世界的決定，必須非常謹慎。

但在《哥吉拉》裏面，改造及啟動核武程序簡直是跟發射迫擊炮一樣的等級，這裡非常詭異。我以為上述核武啟動程序已經是好萊塢內建的基本知識了（連《復仇者聯盟》發動核武的程序都嫌太過簡化），怎麼會在這樣一部跟核能、輻射相關的電影會這麼潦草地處理啟動核武程序，這真的很不單純。唯一合理懷疑，只能覺得電影要將發動核武給合理化、平常化、普通化，讓觀眾覺得啟動核武跟發射迫擊炮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雖然武器威力很強，但真的沒什麼大不了，最後時刻一定可以把要爆炸的地方移到外海或移到外太空（《復仇者聯盟》），大家可以安心洗洗睡。所以2014好萊塢《哥吉拉》在這個程序邏輯破口之下，逼我仔細去想想這部片理所藏的怪異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