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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自果子電影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arsfilmproduction |
電影KANO有種神奇的魔力，即使是單線進行的故事，即使觀眾明知道結局的故事，即使很多角色背後的點滴都被節制不多呈現，即使是這樣拆開來檢視好像充滿不足的電影，整體卻飽滿動人，充滿著迷魅觀眾的力量。面對這樣的電影，有時候不能只看電影製作本身，即使其製作嚴謹讓人敬佩，一定有什麼在畫面以外的東西，支持著觀眾的情緒。
當做運動電影來看，棒球長年來在台灣被塑造成實際參與人數不是很多但大家都會談的運動，對於運動規則與交織出來的神奇魅力的熟悉，在在都影響觀眾投入。比如說，KANO電影中最後第九局上半的決戰，如果是不懂得棒球規則的人，應該會對此感到茫然。可是就算不看職棒，這幾年幾屆亞錦賽和經典賽戰事媒體瘋狂洗禮，就算只是一兩日球迷，大多數人也都懂得比賽規則。在這種情況下，便能進入了比賽的情況，對覺得劇情就讓人感到興奮刺激了。棒球電影會引起的觀眾經驗渲染，可能都是KANO所和觀眾激盪產生的化學作用。
當然認同的情緒也是重要的原因，但在這部電影裡面，認同是很複雜的，不是簡單的族群或國族認同可以說明。台灣歷史重層複雜，不同族群與勢力來去交疊，特別是在被殖民歷史中，要談認同或操作認同，是吃力不討好的。這裡講的討好不是針對當下政治意識的討好，而是電影能不能使觀眾認同。KANO的歷史背景是在日本大正民主過後不久，而皇民化運動尚未開始進行前的昭和六年，日本在統治上施行內地延長主義（嘿嘿，所以請大家不要再用「內地」兩個字了，這是殖民用語喔），此即將日本本土的法律延伸到台灣殖民地來使用。不過這也僅是法律，在身分及待遇上，還是有種族階級區別的。即使當時台灣還未施行皇民化，但日本的同化工作已經做了很多，上到學校去念書，念到中等學校，學習與交談必定都使用日語（想想看，我們現在會講的母語剩多少？母語是怎樣從我們生活裡面消失了？當然是被國語從教育及傳播上強力排擠掉的。現在大家都講國語，而1931年的國語就是日本語，此時彼時情況亦然），電影中有不少台灣學生球員都改了日本名字。在這種情況下，編導所設定的認同取向就絕對不會是種族、國族或國家。因為太複雜，而且種族認同無法滿足電影想延伸出來的更廣大的企圖，所以將認同的對象是設定為泥土和土地。此認同對象非常明確地建立在農林學校、農事老師、在泥土上衝刺翻滾的棒球運動，以及特別挪移嘉南大圳完工期之上。電影裡的各種暗示、明示，種稻又種木瓜還有檳榔，在稻田裡奔跑，循著田間道路跑步練習，在在把運動主題和土地結合起來，避開了歷史辯證上的艱難，卻是一條更明確的路：既然政治權力交替複雜，那就回歸最實際的土地與人民。
那時候的人民是過什麼樣的日子？電影裡面難以看出，但可見到日本人在會社工作、上酒家，但台灣人民在稻田裡面揮汗工作，當然也是有開商店的。但要從球隊裡面窺得當時的居民經濟狀況，恐怕取樣不準。一來電影難以容納，這不是此議題的影片，二來是學生都上到中等學校了，雖然是農林學校，但可以就讀的學生家庭應該都是經濟情況還可以的家庭環境。（其實我比較好奇原住民學生的就學狀況，但還要查。）但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明確劃分階級的，依日人、漢人、番人的等級，就業上也是按照畢業學校出身劃分等級，從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可以看的很清楚。龍瑛宗這篇以日文寫就發表於1937年的小說，表達了受日本同化教育的台灣漢人，面對現代化思想與原鄉落後環境的掙扎，想要證明自己高人一等卻又受制於確定的階級，精神上的探索總是被現實經濟束縛，每次讀來都倍覺傷感，這是在殖民狀況下的矛盾。
就這麼剛好，木瓜樹在龍瑛宗小說裡面象徵的意義，到了KANO裡卻被扭轉。嘉農的濱田老師，告訴漢人學生隊員吳明捷和阿美族學生球員平野，他研究出如何種出又大又甜的木瓜的方法，這方法後來也就變成整支嘉農棒球隊奮戰的啟示。這個象徵正好和〈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的木瓜意象相反。即使龍瑛宗沒有明確地將木瓜當做小說裡的象徵物，但從標題到南國植物再到小說裡面明確描述的水果腐敗意象，在在和KANO歌頌土地和農作的設定是不同的。龍瑛宗將熱帶水果當做易腐的象徵，但在KANO裡卻是生命成長的奮鬥啟示。
更深入著墨來講，在日本統治的現代化與日本化過程中，即使現代化指的是西化，與日本同化是不相同的，但台灣經由日本殖民統治而現代化，便很容易將現代化與日本化混淆起來。就像原本〈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的主角陳有三對於同胞與環境的未現代化感到痛苦，可是這種情緒很容易因為階級和殖民的影響，被混同成為對未能日本化的痛苦，被視為次於日本人階級的痛苦，即使其有奮發的志向。除了現代化發軔的歐美之外，沒有其他國家不為現代化過程所苦，中國幾次自強運動維新變法，就是針對某些領域的現代化，過程如何紛擾凌亂，也不必多說了。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但過程也是劇痛，只是其成果（日俄戰爭、甲午戰爭等等）蓋過了痛楚。台灣對於現代化的痛，同時還有殖民制度的加入折磨，使得台灣現代化過程還帶著殖民的因素，有利於殖民母國的現代化先進行（比如交通建設、比如農業改良、比如水利設施等），不利於殖民母國的現代化（政治制度、民主制度、議會制度等）就拖著慢慢來，因此現代化與日本化就這樣被混同在一起難以簡單釐清，許多人也就混淆了對日本統治的優劣判斷（更不必說因為後來國民黨政府集權統治，而導致情感上的因素影響判斷，但這是後話）。
於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對於未現代化的嘆息，也就夾著沒有日本化，或為何被劃分成次等階級的感傷。但KANO逆轉了這種感傷，水果的象徵意義還被提昇。但這也是因為嘉農棒球隊的特殊狀況，番人、漢人、日人在球隊裡被一視同仁，唯才是用，不因種族區分階級，電影裡一再凝視這點。也為了強調這難得的稀有環境，電影相對就無法去述說球隊外的生活，因為那一定會涉及到現代化加上殖民化的糾葛。嘉農棒球隊的環境像是被隔離在外的天堂，球隊裡大家交情好沒有種族階級區別（魏德聖確切提到他訪問蘇正生時，明確說明球隊裡當時真的不分族群都非常要好）。這個特殊的群體，當然被側目，一再被拿出來講，從為球隊募款一直到打進甲子園的記者聯訪，就變成了電影的核心。
KANO把故事的敘事帶到太平洋戰爭發起後，那是在嘉農首次參加甲子園幾年後，戰爭時當然棒球不能打了，原先的對戰日本球員被派到台灣，堅持一定要到嘉農的練習場看一眼。這時候在軍事化動員下的街景，充滿各種軍國動員標語，少不了大東亞共榮的口號。這個共榮的想法，有著從明治維新以來追上歐洲的理想，而實踐方式卻不是共榮，卻是理想的墮落，變成殖民與劃分階級的藉口。而KANO卻用混同種族組成的球隊，以實際行動直接賞了大東亞共榮一巴掌。採訪球隊的日本記者問嘉農隊中的日本球員，面對番人要怎麼溝通？這時鏡頭拍了一位阿美族隊員平野嘲諷又悲憫的表情，然後日本籍的球員小里說：「我不懂你的問題，我們都是好朋友。」這時就完全知道編導要設定故事從太平洋戰爭講起的原因，聰明而眼光銳利：運動是訴求團結的、平等的，而戰爭同樣是對抗，但卻是去求人我劃分而終至人我毀滅的。使不同族群有同一超越的目標，是友好團結的基本，為了那目標，受苦也是甘願；而不是為了某些人的目標而犧牲其他人，卻要強稱團結共榮。從龍瑛宗的木瓜樹意象到KANO裡的木瓜象徵，KANO試圖在殖民的悲情裡，找出一點平等的希望，比如那時已經受挫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在武力之外訴求平等待遇，真的要共榮，就得尊重所有人的權利。看不到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只看到階級與身分，注定是墮落與毀滅。
KANO的這段故事之所以值得被講述，是因為被湮沒了。有多少1895到1949年間發生在我們生長土地的故事，先被掩藏，然後被漠視，再被竄改，再被強加意識型態。能夠好好地不帶偏見，不去醜化未現代化的祖先，也不去醜化施展殖民權力的他國，而是實實在在地再現當時的狀況，用動人的語氣講好故事，這才是一個現代化正常國家該做的事，拍出這樣的電影就只是現代化正常化的一部分。歷史該怎麼被看待，有各式各樣的立場和說法，也可以用現在的眼光去詮釋歷史，但這就僅只是把古人抓來強使其站在自己這邊而已。真正能從歷史中看到一丁點什麼而能幫助我們當下的，就得拋掉我們自己困住而動彈不得的現代，還原到歷史情境裡去，了解脈絡了解當時的想法，才有那麼一絲可能得以從歷史裡面得到什麼。也可能才不會困於腐敗水果骯髒土地的意象，而轉化成生命力豐沛的黃金稻浪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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