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 : Resurrection

歷史

對於《異形》系列，是少數系列電影中我能一步步跟著看下來的。或許應該稍微修正一下，我是先看了1986年的Aliens才回頭去看Alien的；然後接著看Alien 3，Alien : Resurrection。這一系列的影片在影史上來說，最令人感到注目的是，他首度在主流電影中將星際探險片中的外星人給猛獸化，但卻非低等化。而以幕後來說，其每一集的導演都不相同，但都是剛被好萊塢吸收的新進導演。

當年我一部部看來，前三部都是在不知導演為何方神聖的情況下看完影片的，直到幾年後才知道Alien的導演是拍《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的雷利史考特，Aliens的導演是當時只完成一部《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的詹姆斯柯麥隆，而Alien 3 的導演則是後來拍出讓我極度傾倒的《火線追緝令》（SE7EN）的大衛芬契。唯有Alien : Resurrection是早就知道由尚皮耶居內Jean-Pierre Jaunet來執導，而這更增加我的期待心理，在欣賞完居內的《驚異狂想曲》之後，對其瑰美且富想像的創造力深深著迷，亟欲知道他將如何讓蕾普莉與異形的正邪對抗再上高峰，尤其是在Alien 3中蕾普莉以身殉道完成了終結異形的使命之後。

克隆

以基因複製的方式讓蕾普莉再生，再開拍初期便已放出風聲，但沒想到在拍攝的期間，英國的科學家完成了桃麗羊的複製，讓這一切的想像有實現的可能，同時，Alien : Resurrection便成了第一部在桃麗羊之後完成的有關基因複製的電影。

儘管全球議論紛紛關於有一天複製人出現後的倫理道德問題，但我卻極少去思考這些，彷彿是無法去憑空界定這尚未發展的情況。在我的思維中，複製人的最基本印象仍是國中時看倪匡小說《後備》中的勒曼醫院所製造的複製人—那些製造出來專供達貴替換器官使用的可憐生命。

直到影片中出現七個失敗的蕾普莉複製人，我開始感到心悸。先不談成功地培育出一個複製人之後的道德問題，光是培育過程中的失敗胚胎便惹上了相似於墮胎的道德問題。一個醫生，一個科學家，有何權力決定一個生命的存在與否？而培育成功之後，生物時鐘的問題，教育問題，定位問題等等在在影響現今的社會架構。複製人是否會被降為次等人類？被變成奴隸？引發像Blade Runner中的生化人的抗爭？或許我們根本不必考慮到這麼多，光是一個培育生命過程中不小心的差錯都會引發大波瀾。而且，若是有人想藉此讓去世的親人「復活」，那又是會多荒謬！儘管我們知道這其實是兩個相異的個體，但移情作用的威力不可小覷。更何況，掌有這種設備及知識的人，未必不會利慾薰心，用來創造另一種極權或階級。一思及此，令人不寒而慄。

母體

《異形》系列是難得一見以女主角為主體的電影，特別是在男性沙文主義極重的好萊塢體系之下。更何況，異形的頭頭也是雌性，和蕾普莉展開雙雌大對決。如果拿出1979年的Alien出來複習的話，將會發現據中太空船的電腦名為Mother，而Resurrection中的太空船卻名為Father，但Father終究被薇諾娜瑞德給取代，而且她還高喊，“Father is dead!”這中間的意味便不言可喻。每一集當中，男性都擔任了反派的角色，比之異形更令人髮指的反派。而這次，利慾薰心的科學家，典型操縱男性優勢（Father）的大沙文者，欲藉各種利用異形的狂想來牟利，卻不惜傷害大地之母。Resurrection延續前面的基調，將母系社會的強悍與平和做了一個良好的延伸，並對父系社會下所產生的強硬黑暗面再作一次諷喻。

實質的母體關係，在片中也多所著墨。其中，蕾普莉為最大的異形媽媽，異形女王以她為母，連混血異形寶寶都不認異形女王而親近她。推算起來，異形寶寶和蕾普莉有較親近的血緣關係，兩者互相混血之後力量都增強了。卻也因為這一點，最後蕾普莉得以再一次打敗異形。在異形寶寶被吸出去時，那不可置信，欲哭無淚的悲傷眼神，和蕾普莉的淚水，編造出此一系列中最感傷也最殘忍的一幕。這種『血親』的割捨，也是母體在成長過程中所必須承受的嗎？

剩下夢想和奇蹟

台灣的電影發展至今已呈現非常低迷的膠著狀態，像是一個身染絕症的人，要想康復非得靠奇蹟不可了。在深受市場機制影響的電影藝術／工業，絕非是靠創作者們的力量便可以完成的，尤其是在已形成跨國性電影市場的今日，各種托辣斯式的強勢行銷，已成為決定一部影片評價（非純藝術上的）的重要手法。各國電影在好萊塢的猛擊之下，節節淪陷。而臺灣這個極度仰賴美式文化的社會，在電影版圖的崩解上，更加快得令人心驚。

在八０年代中期，臺灣開放西洋影片拷貝數目之前，縱使國片從七０年代一直到八０年代初期因不斷地因循而失去了觀眾，仍未有今日這般的慘狀。進而有自《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以來的臺灣新電影改革運動，為這塊土地的影片交出了一份上得了檯面的漂亮成績單。但是，在這份榮耀的背後，卻也付出了嚴重的代價。

在九０年代末的今日，回顧自光復以來的電影沿革，有必要採取一個較為中立的史家態度去看待這個發展，而身為關鍵期的臺灣新電影（1982~1986），不免成為眾家砲火的集中地，支持與貶抑的評論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交雜不斷，我們無意在此複述，或為任何一方增添聲音。只是，在以整體的歷史觀點來看，這個一直凝聚著夢想的園地，到底還剩多少空間可供後面的人再繼續下去？要以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讓這個夢想的世界不只是世界大同地重複在好萊塢的枕畔。

新電影以來，唯一受人詬病的是其與群眾越離越遠，最後只存在知識份子的象牙塔之中。以一九八三年的一般觀眾水準來看，在和今日的情況比較，你會發現十五年來，觀眾的反應一直未變，縱使許多創作者在察覺市場走向之後，受到各方的壓力而儘量朝通俗性修改創作，但結果是願意放國片的戲院廳數越來越少，觀眾更少，片商少能獲利，宣傳就少，能再開拍的影片便屈指可數。這是一個可怕的，難以跳脫的惡性循環，越綁越緊，越來越難以脫身。